（注：此文系北京三式乾坤信息技術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景磐先生之作）

壹、前言

長期以來，學界一直抱持著兩種共識：一個是《易經》為占筮之書，而占筮屬于迷信；另一個是《易傳》為義理之書，義理屬于哲學。

康學偉先生在論述金景芳先生所屬易學流派時，亦曾指出：

古來治《易》者大抵分為兩途：一是精英易學，二是繼續沿卜筮道路發展的江湖易學。后者在漢代已被納入數術中，與經典易學分道揚鑣了。

康先生又說：“義理易學當推儒學《易傳》，孔子用哲學的語言解釋了難懂的卜筮語言，顯微闡幽，揭開了《易》的思想內涵和哲學本質。”又說：“金先生一貫高揭義理派大旗，明確說他對《周易》的解說恪遵孔子《易大傳》所開辟的道路，研究的著眼點不在卜筮而在于《周易》所蘊藏的豐富思想內容。馬王堆帛書之《要篇》記載：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則明確回答：“吾觀其德義耳。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先生晚年得見孔子此語，深感千古上下同此一心，因先生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正在于“觀其德義”。（見《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康學偉先生以上論述，代表了當前易學界的主流觀點，但某些方面不無偏頗之處。被譽為當代最為著名的《易》學家之一的金景芳先生，也只在“觀其德義”這一點上，與孔子“千古上下同此一心”，而在孔子“吾百占而七十當”對占筮的包容性上，則大相徑庭了。

筆者于此想要說明的問題是，歷史上經典《易》學的經營者固然都是精英人物，而江湖《易》學的經營者們，也并非皆是“下九流”的江湖術士。

清代官方編纂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和當代編纂的《續修四庫全書》中，收錄古代占筮術數學作品有百部之多，其中不乏流傳千古的不朽之作，如《焦氏易林》、《京房易傳》、《太玄經》、《皇極經世》、《三易洞璣》等，其經營者中也不乏叱咤風云的曠世奇才。

三百年前，西方學者白晉首先從兩張先天六十四卦圖中發現了現已成為電子計算機語言的二進位制數學，而這兩張《易》學圖就出自被視為術數學作品《皇極經世》的作者邵雍之手。現代有學者指出，西漢楊雄的《太玄經》中是三進位制，而三進位制將會成為創造光子計算機的語言。當然，這個三進位制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和發掘。但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的占筮術數學與現代自然科學在某些方面是有聯系的。

我國的正史中，如《史記》的《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其他正史的《五行志》、《方伎列傳》等，記載了歷代術士及數術學家的神秘事跡。《漢書藝文志》將數術分為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四庫》總目分為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等。史書所列數術圖書，其子目有風角、九宮、太乙、奇門、六壬、易占、堪輿、陣圖之類。還有歷代流傳下來的數以千計的占筮術數案例。雖然這些資料不無糟粕荒誕的成分包含在內，但也應看作是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絕不應該一律排斥在研究大門之外。

筆者認為，首先應當解決好對《周易》占筮和術數學的幾個認識問題，消除偏見，才能推動探討研究走上正確的軌道。

貳、卜筮的意義與價值

一、《周易》是一部筮書

《周易》是一部筮書，《易傳》講義理又講占筮，既介紹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一般認為，《易傳》（又稱“十翼”）為孔子所作，是義理學著作，孔子的功績就在于在《易傳》中完成了《易經》由占筮向哲學的轉變，由此開了易學哲學的先河，甚至稱孔子是摒棄占筮的，孔子對《易》只“觀其德義”[1]。這種觀點無疑是片面的，今天《易傳》中有關幾段原文，加以分析：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2]。(《系辭上》第九章）

這是對《周易》占筮方法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介紹。字里行間充滿對筮法的崇尚和贊揚，最后一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及畢矣”更是充分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常其變，以制器其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3]？（《系辭上》第十章）

占筮雖為“四道”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卻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因為緊接著他指出，君子將有所作為，有所行動之時，用《周易》揲蓍占問而據以發言行事，《周易》就能如響應聲地回答問題，不論遠近或是幽隱、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將來的物狀事態。這里著重贊揚了占筮的神奇作用。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代用[4]。（《系辭上》第十一章）

探賾索引，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5]。（《系辭上》第十一章）

把蓍和龜看作神物，而這種有靈性的蓍龜是上天神的意志的體現，圣人據此設立用蓍草、龜甲進行占卜的方法，教給人們進行占卜，以達到趨吉避兇的目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占卜能夠探尋求索深奧隱晦的道理，鉤取招致深處遠方之物，能夠成就天下之人的勤奮作為，因此說蓍占龜卜能夠決天下人之疑，使人勤勉向前，成就事業，其作用最大。

孔子在《易傳》中對占蓍給出了定義，那就是“極數知來之謂占”（《系辭上》第五章），他認為數是能夠“成變化而行鬼神”（《系辭上》第九章）的，當然占耆的效用是“占事知來”（《系辭上》第十二章），由  知未來的導向中以決定趨避，把事業做好。并且孔子提倡“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系辭上》第二章）是倡導有所行動就要請教占筮的，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系辭上》第二章）

在《孔子家語》等書中還記有孔子自己所作或令弟子所作的筮案有五例。而孔子在《論語》中又說“不占而已矣”。在近年出土的帛書《要篇》中，孔子還說：“《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觀其德義耳也。”這似乎在孔子本人身上，對占筮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怎樣看待這種矛盾現象呢？在《論語》和《要篇》中，孔子是摒棄否定占筮嗎？

孔子是晚年才研究易學的。孔子自己說他五十歲“知天命”，六十歲“耳順”，七十歲“隨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孔子，學識很淵博，人生、社會經驗很豐富。這樣一個成熟老到的人，當然是“不占而已矣”，他怎能看重近似江湖術士的祝巫們呢？《要篇》中已有很好的注腳。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存】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6]。”

對上述這段話應從兩個方面理解其實質：一是孔子鄙視學識短淺的史巫之筮，并不等于鄙視周易占筮；二是孔子重行德義而不為自己妄求福吉，這與“敬鬼神而遠之”也是一脈相承的。清人江永有一段對卜筮的論述，也有利于幫助人們加深理解。江永說：

卜筮之道，先人謀而后鬼謀，事有當行當止，斷以義，無事謀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煩卜筮。”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猶豫，或關系重大，乃以筮決之。若瑣屑小事，無用筮也，未來之休咎亦聽之。問諸鬼神，多憂多疑，方寸徒增膠擾。《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畢竟觀象玩辭之時多，觀變玩占之時少。（見《河洛精蘊》）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并非摒棄否定周易占筮的價值和作用，這在《要篇》中也有明確記載：

子貢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

趙均強先生將這句話譯為：“孔子說：過去我自己占卜，大概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沒有疑問的吧。即使像周梁山崩后那樣著名的共筮占例，也還是少數服從多數罷了。”一百次占卜能夠應驗七十次，其應驗率還是值得肯定的。在《易傳》和《要篇》中，孔子對占筮的態度是鮮明的，也是肯定的，同時也是一貫的。可以肯定地說，孔子在《易傳》中既詳述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講義理而不廢占筮，是義理與占筮二者并重的。

二、  古人將卜筮列為重大決策的必然步驟和環節

占筮術數曾經成就了歷史上許多風云人物的業績，鄙視占筮術數是后世儒家之陋。在《尚書?洪范稽疑》便已如此記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這是指國王等大人物有大的決策行為，首先要自己深思熟慮，還要征求卿士的意見，也要聽取老百姓的意見，最后要進行卜和筮（卜是灼龜，筮用蓍草演算求出卦爻。今人認為卜法已經失傳，筮法由《周易·系辭》中的記載而流傳下來）可見在古代卜和筮是重大事件決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司馬遷稱“五謀而居其二”，卜筮在決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尚書·洪范》又說：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7]。

從上述幾種決策情況可以看出，龜筮占卜的意見，在決策中所占比重已經超過國君、卿士和庶民三個方面的意見。龜筮占卜在決策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宋人蔡沈在注解《尚書》這段話時指出：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指人與龜筮占卜的意見相一致——引者）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指占卜的意見與國君、卿士、庶人的意見違背——引者），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

在古代龜筮占卜活動不僅登上大雅之堂，參與廟堂軍國大事的決策，并且“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對于卜筮人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同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對于占卜意見是少數服從多數，也可見是慎之又慎的，唯恐有誤。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也充分肯定了龜筮占卜的地位和作用。他說：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此指西漢前期平定諸呂之亂后，代王劉恒入朝即帝位——引者），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8]。（《史記·日者列傳》）

自古圣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9]。（《史記·龜策列傳》）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10]。（《史記·龜策列傳》）

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11]。（《史記·龜策列傳》）

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12]。（《史記·龜策列傳》）

古代是以人謀和卜筮并重的。人的思慮往往只能顧及事物前進發展的必然性的因素，而不可能預知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筮則能填補人的思慮所達不到的領域，正好補充人謀的不足，二者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周易》稱卜筮為“鬼謀”，“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系辭下》第十二章）也是提倡人謀與占筮二者相結合的。先天易學的創立者邵雍曾說：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皆曰可，則事成而吉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

人謀是人的意志，鬼謀是天的意志，只有二者相一致時，才是吉祥的，這與《尚書》所稱人與龜筮皆從是謂之大同是相一致的。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古人用于重大決策的案例很多，散見于正史、方志及名家著作。唐明邦先生歸納并舉例說：

一是重大政治舉措的決策，要進行占筮。如重耳返國，晉悼公為君，勾踐歸國，南朝宋順帝禪位，宋徽宗被俘，溥儀論國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戰爭，須通過占筮預測是否可行及未來勝敗結局，如鄢陵之戰，趙鞅救鄭，韓原之戰，吳王伐齊，漢武帝伐匈奴，鄧艾伐蜀，張康論伐日本，奉直戰爭等；三是個人重大行動的抉擇，如伍子胥奔吳，夫差釋勾踐，李綱仕唐，朱熹焚奏稿，辛棄疾南歸，紀曉嵐科舉等。（《中國歷代易案考·序》）

在古代不僅漢民族有遇事進行卜筮的習慣，各少數民族亦有決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所用道具各不相同，這就是“國不同俗”。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各種方式的卜和筮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傳統民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不可否認，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風云人物都是精通占筮術數的，也可以這樣說，占筮術數曾經成就了不少歷史風云人物的業績。如《諸葛丞相集》記載：

（諸葛亮上先主書有云）亮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酉方，又觀《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兇少吉。

按《太乙飛鈐》云：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巳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諸葛亮為成就蜀漢帝業立下了汗馬功勞，這除了他的雄才大略之外，與他推演太乙數、觀天象等也不無關系。再如唐高宗時的檢校右衛大將軍裴行儉《新唐書·裴行儉傳》中說，裴精陰陽術數，每次出征，都能提前測出勝利日期。傳中有兩則具體事例較為突出：一是儀鳳二年，詔命裴行儉護送波斯王回國并兼任安撫大食使，途徑莫賀延磧無人區，“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云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后來者莫識其處。”二是調露元年討伐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徏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徏之，此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余，眾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令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卷八記載此案曰：行儉“袖傳一卦，遇習坎初爻，曰：主有大水，不利，邃令移就崇崗”。

《明史·劉基傳》記載：

基博通經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當朱元璋聘請劉基至應天府（今南京）軍中，即向朱“陳時務十八策”，“陳天命所在”。至于其所陳時務十八策，現已不得其詳，而“陳天命所在”一語，則明顯屬象緯之學用語。當踞于上游的陳友諒稱帝后，以數倍于朱元璋的兵力向應天進犯之時，諸將  議或投降或逃跑，惟劉基向朱元璋密陳“天道后起者勝”的計策，大敗陳友諒。“天道后起者勝”為太乙式用語。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率師二十萬迎戰陳友諒六十萬大軍于鄱陽湖。

《劉基傳》記載曰：

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促徏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

湖中相持三日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決勝[13]。

如果說劉基令朱元璋更換所乘舟船，是激戰中急中生智所為，那么，劉基料定決勝日為金木相克日，則為術數學中五行生克用語。而該戰役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丁亥日兩軍相遇于康郎山，經過激戰決勝日為七月二十四辛卯日，正是金木相克之日。劉基于洪武四年歸老回鄉后：“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

當劉基臨終時“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后人習也’”當然，劉基深知研習天文術數，弄不好會招來殺身之禍。《明史·劉基傳》中還說，劉基與太祖朱元璋“帷幄語密，莫能祥，而世所傳為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又說：“基以儒者有用之學，輔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纖緯術數妄為傅會，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故不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