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件事：怎樣做人，怎樣思考，怎樣做事。人生的價值，就在于不斷地認識和解決這三方面的問題。國際易學聯合會首任會長、北京大學朱伯崑（1923-2007）教授生前曾經囑咐筆者說：“老韓，你要好好研究建筑易學，為風水正名。”
在朱伯崑先生的囑托與支持下，筆者從1983年至今的三十多年來，在學術上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國的建筑文化與風水學說，并意外地創建了一門“中國建筑易學”的新學科。
當年，梁思成先生及其團隊的一大功績，是經過艱苦的親自考察與測量、分析、研究，以豐富而卓越的學術成果，讓世界建筑學界承認了：在世界建筑史上，還有數千年來延續至今，并獨立存和發展著的中國建筑體系。今天，我們的歷史任務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承上啟下，繼往開來，自主創新，開拓進取，易學智慧與科學方法，進一步揭示出中國建筑還有著極其豐富而又獨特的文化內涵，并予以認真地研究、傳承、傳播和發展，進而探討中西方建筑文化優勢互補的道路與途徑。要勝任這一重大的歷史任務，就需要我們各正其位、端正心態、花大功夫，去做學問。
筆者對中國建筑文化與風水學說的研究，從1983年發表論文算起到今天的2019年已有37年，從2014年6月開始研究“中國園林的文化內涵”到今天也有5年多了。其中，都涉及到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不同地域、不同形態的文化，不僅是各有長短，而且是各有其長中之短與短中之長。因此，在實際應用中，深感所謂中西文化“結合”之說不可操作，唯一具有可行性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兩者之間的“優勢互補”。
要研究中國的建筑文化，就必須研究中國的風水學說。因為，建筑物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扎扎實實建立在地面上的人工自然物；建筑物不是主觀概念，而是與其周圍環境相適應的客觀實體。建筑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風水學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對社會的諸多領域都有所影響，同時又受到其它社會因素的制約。
（一）中國風水學說的來龍去脈
要認識中國的風水學說，就必須了解什么是風水。從考察風水學說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入手，是我們認知風水學說本來面貌的必由之路。
（1）風、水在人類現實生活中的地位。
從歷史發展來看，風、水作為自然物，早在人類起源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風、水作為文字符號，出現的較晚。 “風水”作為一個名詞，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出現的就更晚了。“風水”作為一個與建筑相關的名詞，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出現的時間還要晚。但風、水與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之間的關系，則是密不可分的。
從邏輯上說，文字符號是“名”,人類生活為 “實”。“名”是寫“實”的，自然是先有“實” 而後有“名”。如同先有人，後有“人”字一樣。因此，我們研究任何學問，都應當從實際出發，而不應從名詞或原則出發，不能本末倒置。正如恩格斯所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其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版，第32頁）
風水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人文環境。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環境。在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中，最重要的兩大自然因素就是，就是空氣和水（包括來自空中的降水即雨水、分布于地表的江河湖水、來自地下的井水）。空氣流動為風（由太陽輻射熱引起的空氣流動叫做風，由呼吸引起的空氣流動也叫做風）。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稷為主。中國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經種植粟、水稻等谷物，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稻、禾、稷、粟、麥等農作物的名稱。農作物是以土為本、以水為命的，離開水不能成長。農作物還是風媒花，沒有風不打糧食。而且，需要的是和風細雨。所以，中國後來的歷代帝王，每年都要祭天祭地、祭祀社稷，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以求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在物質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長，風水作為一個建筑文化的名詞，逐漸有了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
（2）風水學說的產生源于經驗與巫術。
風水學說，是中國固有文化即國學的一部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指的是文明與教化。就當代世界上通用的意義來說，文明（civilization）是相對野蠻（uncivilized）而言的。文化（culture），是相對自然（nature）而言的。文化泛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事物。其中，又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分。狹義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又稱非物質文化。
人類學家的相關研究表明，人類的精神文化，包括科學文化在內，大都起源于巫術。
發端于近代歐洲的實證科學，就是從宗教神學的統治下獨立出來，并從思辨哲學中逐漸分化出來的。
[英]蘇格蘭的人類學家詹?喬?弗雷澤（Sir JamesGeorge Frazer）認為:“人類較高級的思想運動，就我們所能見到的而言，大體上是由巫術的發展到宗教的，更進而到科學的這幾個階段。” （The Golden Bough,1890.《金枝》，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97頁）
[英]蘇格蘭的人類學家詹?喬?弗雷澤（Sir JamesGeorge Frazer）在《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1890）中認為:“巫術、宗教和科學是按這樣的先后順序出現的”，“當巫術企圖直接控制自然失敗以后，人們就用崇拜與祈禱的方式，祈求神給與這種能力；在人們看到這樣做也沒有效力并且認識天律不變時，他們就踏入了科學之門。” （轉引自[英]W.C.丹皮爾著《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商務印書館1975年1月第1版第28、480頁）
中國哲學家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先生說：“術數或法術本是來自迷信，但它們往往是古代科學的萌芽。方術和科學都試圖以積極的態度解釋自然現象，使人得以征服自然，使自然為人所用。方術對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它便開始試圖解釋自然現象，而向科學轉變。人類最初對自然力量的觀念僅管十分原始簡單，但它終究是科學的開始。”（《中國哲學簡史》中譯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15-116頁）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周易和風水也是如此。周易，是中華精神文化的總源頭。風水，是周易文化借以影響中國建筑的中介理論。風水，又稱堪輿、地理、地相、卜地、卜宅、相地、相宅、圖宅、青烏、青囊、形法、陰陽等。其中，以風水之名最為切合實際而又通俗易懂，并且早已廣泛地傳播于世。上古時代的中華先民，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對于各種事務，都以龜卜、筮占作為決策、決疑的手段。先秦古籍中關于“卜居”、 “卜地”、“卜筑”、“卜宅”等記載，即是風水學說的前身。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在許多領域，都相繼擺脫了以卜筮做為決策、決疑手段的幼稚階段，朝向理性的研究階段進化和發展。在建筑文化領域，則是從“卜地”、“卜宅”進化到了通過實地考察，對建筑地址做出最佳選擇的“相地”、“相宅”。 後來，在有些建筑專著例如在明代計成的《園冶》中，雖然沿用了“卜地”一詞，但其內容已非原初之意了。
（3）風水一詞之文化內涵的歷史演變。
據中國文獻記載。風水一詞較早出自《黃帝內經》，指的是浮腫病。所謂“腎肝並沉為石水，並浮為風水”。（《黃帝內經?素問篇》卷十三“大奇論篇第四十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裡，傳為浮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黃帝內經?素問篇》卷十六“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
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在物質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長，風水作為一個建筑文化的名詞，逐漸有了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宋史?藝文志》記載的郭璞《葬經》中，出現了與建筑有關的“風水”一詞。據《宋史?藝文志》記載，以郭璞署名的《葬經》曰：“葬者，乘生氣也。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云，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生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土者氣之母，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
現在意義上的環境，指的是包括人類在內一切生物的生存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說，中國的風水學，就是中國古老的環境學。中國古代之所以不叫環境學，是因為在漢字的辭源上，“環境”的含義另有所指，指的是“環繞全境”的意思（《辭源》修訂本1-4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修訂第1版，第2077頁）。國外學者早就知道：中國風水,說的就是環境（environment），中國的風水在國外稱作“環境規劃的理論”；中國的“風水師”在外國稱作“環境規劃師”。
日本學者郭中端在《中國人街》中說：“風水是古代中國環境規劃的理論，它對于自然的地質、地貌，景觀特征，風、雨、云的形態，四季氣候的變化，以及水的環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所以說風水也是一種科學。”“風水是古代中國環境規劃的理論，它對于自然的地質、地貌，景觀特征，風、雨、云的形態，四季氣候的變化，以及水的環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所以說風水也是一種科學。”
英國學者李約瑟說：“風水是中國古代的準科學，中國古代的景觀建筑學。”
英國學者帕特里克?阿伯隆說：“在鄉村問題上，中國的風水名義處理上，已較歐洲任何國家前進甚多”，“在風水下所展開的中國風景，在曾經存在過的任何美妙風景中，可能是構造最為精美的。”
天津大學王其亨教授認為：“風水實際上是集地質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學等于一體的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古代建筑規劃設計理論。”“中國風水學是中國古代建筑活動的指導原則和實用操作技術。 中國風水學是中國傳統建筑的靈魂。中國風水學與中國營造學和中國造園學構成了中國古代建筑理論的三大支柱。”（《風水理論研究》）
筆者應邀為“人民日報”的約稿中認為：“風水理論，在景觀方面，注重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和諧統一；在環境方面，又格外重視人工自然環境與天然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風水理論的宗旨是：勘察自然，順應自然，有節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選擇和創造出適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為需求的最佳建筑環境，使之達到陰陽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韓增祿《關于風水的評價》載《人民日報》1996年8月23日第九版）
（二）中國風水學說的坎坷經歷
令人遺憾的是，風水和中醫做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即國學的重要內容，在中國歷史上都有著相似的坎坷經歷。中國古代學者，對那種由于視野狹窄、社會偏見、缺乏應有的分析能力而盲目自信、盲目輕信、盲目否定其所未知、未見的思想行為，視為學者的大患。[東漢]班固（建武八年-永元四年，公元32-92年）就指出：“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二十五史?前漢書?藝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局，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一六五頁 ）于此相反的思維方式，在西方叫做“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外來語。在中國的《辭源》中，沒有這個詞。 在思維方式上，虛無主義屬于二值邏輯中極端主義思潮的范疇。“虛無主義 一種否定人類歷史文化遺產、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思想。”（《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12月第1版，第1288頁）“虛無主義 德文Nihilismus的意譯，源出拉丁文nilih（虛無）一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雅科比在《給費希特的信》中首先使用。……現在，虛無主義一詞通常指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人類文化遺產，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態度或思想傾向。它有時也指沒落階級悲觀厭世的頹廢思想。”（《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4245頁）
近現代以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那種虛無主義極端思潮，時起時伏，從未停息。究其根源，說來話長。長話短說：回顧歷史，我們這個民族曾經犯了兩大思想錯誤或者說是揹上了阻礙國家發展的兩大思想包袱。一個，是自稱“天朝大國”、“中央大國”的夜郎大意識。另一個，就是“民族落後”、“文化落後”乃至“漢字落後”等民族自卑意識。這種妄自尊大的意識，在清朝雍正（公元1723—1735年）年間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之後的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喪失了二百多年的寶貴時間。到了清朝道光年間，中國被歐洲列強打敗之後，國人才開始意識到我國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已經落後了。常言道，兩極相通。自大與自卑這兩個極端，也是如此。當我們被西方列強打敗之後，又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一下子跌入了民族自卑的泥坑，而且長期以來都難以自拔。
在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之後，甲午海戰中又被日本打敗。隨之而來的是國人對中國社會的三大歷史反思。
正視現實，承認落後，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弄清楚我們究竟落後在什么地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從那時以來，一些頗有影響的國人就開始進入了長期而曲折的歷史反思過程。反思的中心問題是：中國為什么會被列強所打敗？反思的主要內容，由淺入深地涉及到科學技術、社會制度和文化思想等三大社會層面。
最初的反思結論是：我們“技”不如人。因為人家是船堅炮利，我們是大刀長矛。隨之而產生的，是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基于“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海國圖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選派了一些精英，到西方學習海軍。嚴復就是在這時候被派到英國學習海軍的。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選派了伊藤博文等人到英國學習海軍。在英國，日本人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嚴復等人最為關注的則是西方的船堅炮利等技術裝備。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是明治維新的成功。而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則是戊戌變法的失敗。所謂的“洋務運動”，對內除了在鎮壓農民運動方面顯示了一些威力之外，并未達到“求富”之目的；對外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方面則是一敗涂地，“自強”的美夢也隨之而破滅。如此這般，最後使中國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進一步的反思結論是：我們“制”不如人。因為，西方是民主共和制度，我國是封建專制制度。隨後發生的是由孫中山領導的以民主共和為目標的辛亥革命。然而，辛革命推翻了帝制，并不等于民主共和的實現。從袁世凱稱帝到張勛復辟，從日寇入侵到內戰開啟，從國共合作到國共分裂，通向振興中華、富民強國的道路艱難而又曲折。
深層次的反思結論是：我們“文”不如人。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文化落後論”和“中國漢字落後論”等極端思潮的甚囂塵上。實際上，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來看，決定一個國家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的根本因素，應當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制度的發展水平。至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和文字，都各有其長短。按照剛柔適中、不走極端、見賢思齊、見善則遷、求同存異、與時偕行的中華易學智慧，理應選擇揚長避短、取長補短、與時俱進、和諧發展之路。然而，在上述思潮中，卻出現了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絕對否定、絕對肯定的極端主義學風。由于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從宋、元、明、清以來在中國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以孔子及其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就成了首當其沖的攻擊對象。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內一些激進的青年和學者，基于愛國主義的熱情和追求進步的愿望，在“五四”運動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到漢字”、“廢除漢字”等的極端口號。魯迅先生則把中國文化看作是讓中國人受苦的禍根，他認為“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一些知名的學者，也相繼加入了對漢字進行口誅筆伐的聲討活動，主張用拼音文字來代替方塊字的聲音不絕于耳。例如：1918年，錢玄同先生首先在《新青年》雜志上發難，他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中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除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并在 1925年，抱病起草了《第一批簡字表》。瞿秋白甚至說，漢字是“落後的語言”，“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690頁）就連魯迅先生也認為，“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么《莊子》、《文選》之類的毒的。”（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新文字”，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第189頁）至于國文教員給學生改正錯字，“不過是治標之法”，“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癥，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么方法，固然也許以拖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學生“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并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別字‘說開去”，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第51、54-55頁）魯迅先生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且介亭雜文》“關于新文字——答問”，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31頁）其結論就是：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先生又說：“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馬上回答的。”當然，中國不能亡，中國人還是要活下去的。魯迅先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如果大家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那么，漢字又是怎么個犧牲法呢？魯迅先生說：“現在只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眾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紹介過字母，拼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象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么，不但順眼，對于了解也容易得遠了。”（魯迅：《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5月第1版，第111-112頁）問題是，日文至今也沒有拉丁化，其中仍然保留了許多漢字。而且，這種非拉丁化的文字并沒有成為日本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障礙。
解放以後，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先生還在他的著作中寫道：中國的“楷書（包括其他輔助字體如行書草書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又成為文化的障礙，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將愈益顯出它的障礙作用，但不容否認它曾是代替隸書的一種進步字體。沒有充分的準備、成熟的條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難的，因為它是適合漢語特點的字體，拼音文字也必須同要適合漢語的特點，才能取得通行的權利。當然，拼音文字要做到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范文瀾 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第二六○頁）
現在看來，以往國人在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層面的反思結論，是符合實際的。值得討論的是對中華文化的自覺意識問題。21世紀是中國和平崛起的世紀，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民族覺醒。民族覺醒的靈魂，是文化自覺。
何謂文化自覺？1998年12月，在香港召開的“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我國臺灣的著名學者朱高正先生認為：“人作為一個認知的主體，除了回顧的能力之外，還有‘反省’的能力。反省是經由回顧，針對外在客觀事物所為的有意識的認知活動；更深一層則是對認知主體自身的反省，吾人稱之為‘自覺’，此亦稱為‘二度反省’（即針對‘反省’再予以‘反省’）。”（[臺]朱高正 著：《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4頁）并認為，這種反省“即一般所謂的文化主體意識”（[臺]朱高正 著：《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5頁]“文化主體意識的淪喪與重建，牽涉到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消沉與恢復。”（[臺]朱高正 著：《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頁）
要建立起對中華文化的自覺意識或者說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就需要重新對中華文化進行深入的歷史反思。要做到深入的歷史反思，就需要選定一種實事求是的或科學的思維方法。易學所倡導的致中含和、恰到好處的思維方法，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周易》乾坤兩卦中，“用九”、“用六”的哲學內涵，講的就是剛柔適中、不走極端，就是要掌握好“分寸”或“度”。通曉易理的人，不僅要有自強不息的堅強意志和厚德載物的廣闊胸懷，還要有處世有度的判斷能力和節制有度的自制能力。
按照中華智慧的易學思維方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五四”運動以來諸多的文化名人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的上述言語和論斷進行再反思，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和平崛起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好在魯迅先生早就說過：“名人的話并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是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22頁）按照尊重權威而不盲從權威的科學精神，以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中華古訓，作為炎黃子孫，對當年一些文化名人的思想和論斷進行再反思，乃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和中國發展的需要。
香港樹仁學院中文系的金達凱先生，在談到“中華文化在近代的曲折歷程”時，說：“‘五四’運動原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運動，以維護國權，保護民族利益為前提。而世界任何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者，總以肯定和宣揚本國和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為精神上的支持力量，少有看不起自己，乃至誣蔑本身歷史文化的愛國主義者。可是當時‘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無論是標榜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右派，或是強調社會主義的左派，彼此的思想雖存在分歧，卻都對中國歷史文化采取否定態度。雖有民主與科學的訴求，而其重點則是‘打倒孔家店’。某些學者由‘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整理國故’,進而掀起‘疑古學風’，既懷疑古代歷史人物之存在，又懷疑古代典籍之多屬偽造。這些‘疑古論’，既談不上對新文化的建設，也談不到對固有文化之整理，只是造成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制造文化思想混亂而已。”（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義 主編：《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1頁）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吳宏一先生在談到對“‘五四’運動的文學省思”時，說：“‘五四’運動是由于知識青年關心時局而引起的，……這些青年，究竟讀過多少古書，了解多少傳統文化，是令人懷疑的。同樣道理，他們雖然強調‘德先生’、‘賽先生’對中國的重要，但他們對民主、科學等等，究竟有多少認識，也是令人懷疑的。……年輕人對舊有的體制，抱著改革的熱忱，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懷抱理想，堅定信念，全力以赴，雖死而不辭，這種奉獻犧牲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他們去破壞去‘革’，也許辦得到；要他們去建設去維護，恐怕就不那么簡單了。”（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義 主編：《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09頁）
以上兩位學者對“五四”運動中一些極端思想和言論的分析和評論，都是非常中肯的。
為什么這些中國學者，會對西方文化甚至是日本文字崇拜的五體投地，而對中國文化會如此蔑視、仇視，以至于主張要消滅作為中國文化根基的方塊漢字呢？這是筆者長期思考不得其解一個問題。後來根據有關的史料，思來想去，覺得可能與如下兩件事情不無關系。
其一，是持有上述見解的學者中，大都是從清朝末年出過國、留過洋的。而從清朝末年，基于“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海國圖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選派了許多精英，到歐美學習西方文化和技術。1872年—1875年，在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洋務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了四批共120名10歲到16歲的幼童美到國留學。其中50多人進入、耶魯、哥倫比亞、麻省理工等著名學府深造。中國鐵路工程開拓者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當時的皇帝是同治皇帝。而當時的這些幼童對中國文化能夠有多少了解，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是持有上述見解的學者中，許多人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年齡，大都未到不惑之年，有的甚至未到而立之年（見下表）。當時，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未必樂觀。
在這樣的國學基礎上，他們一出國就看到國內與國外在諸多方面的巨大差異，從而產生上述極端性的見解，也算事出有因吧。
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主張對中國文化取而代之的，則是“全盤西化論”。胡適先生說過：“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的。” 這段話，說出了“全盤西化論”者的主張和要求。在上述思潮的沖擊下，除了對孔子和儒學的否定之外，還波及到了包括中醫和漢字在內的更加廣泛的中國文化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從那時以來，上述虛無主義的極端思潮，一直延續到現在。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還是對漢字、儒學、中醫、風水等方面的爭議。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在實行簡化漢字的時候，還有人主張用拼音文字來代替方塊漢字。對此，周恩來總理曾于1958年1月18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上所做的題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強調地指出：“首先，應該說清楚，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并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然而，主張用拼音文字來代替方塊漢字的思潮并未就此而停息。據“漢字文化世紀網”報道：2004年6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語言文字學辨偽集》一書，“把反對漢字落後論、漢字拉丁化諸多觀點，如漢字的易學性、國際性、藝術性、科學性等觀點統統誣陷為‘偽科學’”，“《辨偽集》編纂者繼續掩蓋漢字拉丁化運動的歷史真相及其錯誤實質；繼續推行漢字落後論和漢字拉丁化的僵化錯誤理論”，公然獨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之外，針鋒相對地提出實行“漢字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為第二法定文字”的所謂“雙軌制的文字系統”。（轉引自“漢字文化世紀網”）
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年動亂中，又出現了“徹底砸爛孔家店”、“批孔批儒”的極端主義思潮，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四舊”予以掃除。
由此看來，從中國學者貶低、辱罵、仇恨中國傳統文化，到掃除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并非偶然，也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歷史背景的。
近現代以來，在中國時起時伏、從未停息的這種虛無主義、極端主義思潮的歷史延續，及其惡性發展的頂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
如此這般，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五四”運動開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虛無極端思潮的沖擊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遺棄。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對做學問人來說，尤其值得注意！
文字簡化，是一個約定俗成、循序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而中國漢字的簡化，則是由一個漢字專家組制定的“簡化方案”來決定的。
中國漢字簡化方案的利與弊，至今仍在爭論中。例如，將前後的“後”與后妃的“后”混為一談；將形、音、義各不相同的星斗和度量衡中量度糧食體積的“斗”（d ǒ u）與鬥爭的“鬥”（ d ò u ）相等同；將征討的“征”與象徵的“徵”混為一談；將裏外的“裏”與公里的“里”相等同；將第一人稱“我”的“余”字等同于“多餘”的“餘”，如此等等。請問，這樣一來，我們的後代，還能夠看懂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獻嗎？這樣一來，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文化還能夠傳承下去嗎？當年制定漢字簡化方案的專家中，誰會想到這將是在中國歷史上，把中國文化連根砍斷的、去中國文化最徹底的一個方案？！
如同打拳的基礎在于踢腿，拳法的根基在于步法一般，文化的根基在于文字。文字上的混亂，豈能不影響文化上的傳承？現在，因簡化漢字引起的混亂與常識性的錯誤，在書報雜志、文章著作、影視作品，以及網絡傳媒中，已經到了貽笑大方、不可收拾的地步。眼見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神州大地，祖先創造出的燦爛文化被“革”得荒草一片的情景，作為一名教師，心中的滋味已經無以言表。他們是沒事當有事、有事當沒事。打拳的根基是踢腿，文化的根基是文字，看看好好的漢字被搞成什么樣子了，文字被搞亂了、語言被搞亂了，成語被搞亂了，甚至科學名詞也被搞亂了。清代學者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說：“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筆者再補充一句：“欲滅其文化必先滅其文字”，這件事除了中國人自己是誰也做不到的。
歷史已經表明，所謂的漢字簡化方案，不僅是將原有的錯別字合法化了，而且又人為地制造出了更多的錯別字。其作用就是把中國文化連根砍斷。如此這般，久而久之，不要說我們的後代看不懂自己的歷史文獻了，即便是當代的一些文化名人都不認識自己的文字了。君不見當代許多學者的文章、著作，各種傳媒上的文字，已經是錯字連篇得一塌糊涂了。其最終結果，令人不寒而栗，那就是外國人做不到、臺獨分子做不到的去中國化，我們的一些漢字專家輕而易舉地做到了。再看看我們現在流行的一些文字語言特別是所謂的網絡語言，比我們曾經批判過的“殖民地語言”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人家說，能夠滅中國的只有中國人。
直到近年來（2017年10月5日），還有一位女專家在電視臺上，為漢字簡化方案做辯護時說：現在已經沒有人稱“我”為“余”了，因為，“余”的諧音和“魚”相同。這叫什么邏輯？難道說孫中山先生“總理遺囑”中的“余致力國民革命”，“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余”字，也要改作多餘的“餘”字不成？以此類推，中國建筑中的“斗栱”也可以寫作“鬥栱”嗎？現在還真有這樣寫的。
這樣一來，我們的後代子孫，還能夠看懂延續幾千年來，沿用漢字書寫的歷史文獻嗎？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文化還能夠傳承下去嗎？當年制定漢字簡化方案的專家中，有誰想到過他們制定的“漢字簡化方案”，將是在中國歷史上，把中國文化連根砍斷的、去中國文化最徹底的一個方案？！
因此，要恢復中國文化
